重庆与宜昌，一为川江上游的枢纽=◆，一为川江下游的咽喉○◇◇，两座城市被奔腾的江水紧密相连。在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中，三北轮埠公司的汽笛声与老天成酱园的酱香，在这两座城市间交织回荡，书写了一段跨越双城的商业传奇。它们的故事里，有航运巨子的魄力，有酱园匠人的坚守，更有川江儿女在时代浪潮中的坚韧与智慧▼▲。
1928年，宜昌码头迎来最繁忙的时节••■。英商太古洋行的蓝烟囱轮船刚卸下从上海运来的洋布，招商局的“江新”轮又鸣着汽笛准备起航☆。就在这片中外航运公司激烈角逐的水域，35岁的任子卿带着虞洽卿的嘱托，踏上了宜昌的土地。当时的三北轮埠公司宜昌分公司，还蜷缩在二马路强华里口的几间旧屋里，仅有两艘破旧货轮勉强维持宜汉航线吨▽•■。
任子卿没有急于烧“三把火”，而是用三个月时间走遍了宜昌的七道码头●▪●。他发现△◁，宜昌港的力夫卸货时总爱哼着“上有万县滩，下有汉口关，要过宜昌港，得交六道钱”的民谣——这道出了码头乱象：除正常运费外，还要给把头、巡捕△◆、报关行塞红包…△。任子卿当即决定-▪，三北公司的货物，力夫工钱比同行高两成，但必须“一价到底”，不准再收额外费用。这一举措让码头力夫纷纷转向三北，连最顽固的○“八大帮◇★”把头也不得不妥协-▽▼。
为站稳脚跟▪▪-，任子卿在宜昌大公路二道巷子对角买下的煤炭堆栈，此处是块风水宝地——南临长江主航道，北接城区商街，占地近5000平方米。他亲自设计的三层办公楼，底层设货运营业厅，二楼为经理室和船员宿舍-▽，三楼建瞭望台，可同时监控江面三公里内的船只动向。办公楼旁的铅皮顶仓库△，采用当时先进的桁架结构▼◆■，能抵御长江流域的强风△；仓库地面铺着宜昌特产的青石板，防潮性能极佳，特别适合存放棉花、药材等怕潮货物◁。
航线布局上，任子卿发现宜渝航线虽险，但利润丰厚▷□•，重庆的山货、药材运到宜昌，再转汉口、上海，价差能达到三成。1929年春，他亲自带领“富华”轮试航宜渝线处▷▷◁。在最危险的崆岭滩▪☆☆，他让船员放下测深锤•▼◇，每隔三分钟报一次水深，自己则站在驾驶台记录水流方向，三天三夜没合眼◁，最终绘制出详细的《川江险滩航行图》…。此后▷□○，●…◁“富华★■”轮每周定期往返宜渝，船期准得像钟表▽…=，重庆商人都说：“要运急货，等三北的船●，错不了。◆=★”
1934年12月27日■□◆，三北轮埠公司员工乘坐○“富华-”轮从万县到重庆的优惠票•▲▽。
1936年，三北轮埠公司在宜昌的实力已今非昔比：拥有大小轮船7艘-，总吨位达4500吨●；在宜昌港占据3个专用泊位，年货运量突破8万吨，占全城民营航运货运总量的22%；员工从最初的12人增至98人，其中不少是宜昌本地的船工子弟。任子卿特意请人在码头旁办了夜校▼•▷，教他们识字●▲、学算术○▼▪，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公司的骨干▪。
任子卿在宜昌的业绩显著，年年顺利完成总公司下达的任务▽◆，上交可观利润。当时宜昌籍的轮船仅有“富华”一艘，但仅靠这艘船的营运，除保障分公司船岸近100名职工的工薪及所有办公开支外◇，还能将全部盈余逐笔汇往上海总公司，深得总经理虞洽卿嘉许。他对职工注重民主，遇重要决策必召开职工会商议▽=▪，因此深得职工钦佩★◆，享有崇高威信◆•。
任子卿不仅对公司事务敬业，还积极参与和支持宜昌地方公益事业▽▪▲。据记载，他曾兼任轮船业同业公会主席、宜昌商会代主席及主席、浙江旅宜同乡会会长▲☆◇，还兼任浙江小学、益世小学、哀欧拿女子中学校长及董事长，同时担任粤浙客邦救火会会长-▪◆、救济院院长、《川鄂日报》发行人、义丰保险公司宜昌经理等十几个职务，且均非挂名，而是尽职尽责。
1938年10月，蒋介石第二次到访宜昌●★◇。据史料记载▷•，此行目的有二：一是督促宜昌城防，抵御日寇进攻，保住这一战略要地；二是乘船考察三峡，为战后修建三峡大坝做决策参考。此次蒋介石的接待、会谈及送行☆▲，均由三北公司的任子卿负责安排△□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◁•=，宜昌成为西迁物资的“生命通道”，三北公司在此创造了航运奇迹。1938年8月▼，国民政府兵工署将2000箱步枪零件运抵宜昌，要求15天内转运至重庆★。当时宜昌港一片混乱▷●，各公司都在抢运物资，任子卿却做出决定▷☆○：暂停所有民用货运•▷，全力保障军运。他调集公司所有船只，采用▪“分段运输”法——白天轮船闯险滩，夜晚在中途码头卸货，由早已等候的另一艘船接力运输★。船员们三天换一次班，吃住都在船上，沿途餐馆老板自发组织起来○▼，每天摇着小划子给船上送热饭。最终，这批物资提前两天抵达重庆，兵工署特意送来…“航运救国”的锦旗◁■▪。
在重庆全面抗战的时光里，三北公司的业务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。任子卿在朝天门买下的码头▲•，改造得独具特色：趸船用重庆黄葛树的枝干加固●▪•，能抵御嘉陵江的激流；岸边建起重庆首个机械化装卸平台，用蒸汽机带动传送带●，卸货效率比人工提高五倍。公司还在重庆开设“三北客栈”，专为往来客商提供住宿，客栈川菜厨子最拿手的“红烧江团”，用的正是三北轮船从宜昌运来的新鲜江鱼，成为当时重庆商界的美谈★▷。
宜昌二马路的老巷子里•★，至今还能闻到淡淡的酱香——那是老天成酱园留下的味道。1928年，任子卿的丈母娘王老太在这里开设□★“福和酱园”☆◆，起初只是个占地不足200平方米的小铺子，却藏着撬动重庆酱菜市场的密码■。
王老太的酱菜手艺源自江苏丹阳老家，她做酱菜有“三不选★●△”原则：不是当季的菜不选，不是本地的菜不选▷-，不是亲手挑的菜不选。宜昌胭脂萝卜上市时•●…，她每天天不亮就去怀远路菜市场，专挑表皮光滑、分量沉的萝卜●□，说“这样的萝卜水分足、脆度高”。回到酱园●◇◁，她带着两个徒弟先把萝卜切成铜钱厚的薄片-，用宜昌产的井盐腌三天、晒三天，再放入加了花椒、八角的酱油缸中-■◁。这缸酱油需晒足180天，发酵时每天要翻动○，雨天还要给酱缸盖棉被保温。
福和酱园的招牌产品“五香酱萝卜”，在宜昌码头声名远扬。码头力夫上工前，总会来买两文钱的萝卜片，就着糙米饭吃，既解腻又下饭。有位在宜昌开报关行的浙江商人，吃过后便念念不忘◇，每次走船都要带几罐回宁波-▷▽，说▼“这味道里有长江的鲜”。任子卿见酱园生意红火，又请了位会做甜面酱的师傅☆=▪，以宜昌的黄豆•□、小麦为原料，做出的甜面酱稠得能挂住筷子，宜昌的面馆都指定要用▽“福和”的酱。
1931年▲•●，福和酱园在宜昌怀远路开设分店◇★-，当时产品已有三十多种•▷：酱黄瓜选顶花带刺的本地旱黄瓜，酱生姜用枝江产的嫩姜，连做酱菜用的坛子，都是从宜昌小溪塔窑厂定制的——坛口有个小凹槽，加水即可密封，特别适合长江边潮湿的气候。任子卿给酱园定下“三保”规矩：保证新鲜、保证分量-●、保证味道△，哪个环节出问题■-，掌柜要亲自上门道歉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福和酱园迁到重庆，王老太做了个大胆决定——调整口味-▲☆。她发现重庆人爱吃辣椒，便在宜昌甜酱中加入綦江辣椒面▷，做出“麻辣甜酱”；重庆人爱喝白酒，她就用江津老白干代替黄酒做发酵引子，让酱菜带着淡淡的酒香。1939年，“天成酱园”在重庆通远门开张，门口挂着▪•“宜昌老味道◆▲，重庆新花样”的木牌★★，一下子抓住了重庆人的胃□。
天成酱园在重庆的红火，离不开三北公司的支持▪。任子卿让轮船管事每天记录各码头工人的口味偏好：朝天门的力夫爱咸▲■◇，就多送咸萝卜；菜园坝的搬运工喜辣▲，就多备辣豆瓣▽。有次民生公司代总经理宋师度来酱园，尝了☆•“陈皮豆豉-”后赞不绝口，当即定下每月采购200斤，供民生公司轮船的餐厅使用…☆。很快■□=，招商局、强华公司等同行也成了天成酱园的常客。
在重庆的几年里，天成酱园规模不断扩大。1943年◇▽▷，天成酱园搬到九龙坡新厂后，拥有了48口大酱缸，每口缸能装800斤酱菜。王老太将宜昌的“日晒夜露”工艺与重庆的▽△“窖藏发酵”结合△■：夏天把酱缸搬到晒坝▪，用嘉陵江流域的阳光暴晒；冬天把酱缸藏进防空洞，利用洞内恒定的温度发酵。这种“阴阳发酵法-▪…”做出的酱油••◇，色泽红亮、味道醇厚，重庆人称之为“天成红”。
当时，南京▲▽、武汉▽■▷、宜昌相继失守，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陷入停顿☆▼，上游仅渝—万—巴段可通航，三北公司业务大幅萎缩●。因此，任子卿这一阶段将主要精力投入“天成酱园”的经营。重庆升为陪都后，人口骤增数百万○，他抓住这一机遇，用心打理这份“第二职业”…▪●。根据长江中下游逃难到重庆民众的生活特点▪，他指导傅玉林师傅研发出多种口味、风格各异的酱菜食品△，除核心产品酱油、醋外，还有甜面酱☆、辣椒酱、酱萝卜■、酱黄瓜▼★○、甜大蒜、豆腐乳等数十个品种，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。“天成酱园▷•”因此大获成功=，经济效益可观，在随后五年多的战乱时期，三北公司及任子卿全家的生计几乎都依靠-★•“天成酱园▷-”支撑。
由于服务周到热情=，不仅三北公司船舶所需的酱油、醋由“老天成”包送☆■○，招商局、民生公司●•、强华公司等同行的客班轮，也有50%以上选择“老天成◆”供货-…。此外，招商局、三北公司的装油船洗舱时，必须用醋才能洗得清亮，这笔生意也大多由“老天成”承接■▲=，一次就能供应100—200斤。一些木船装载不同货物时，为避免化学反应，也需用醋洗舱，重庆两江的木船洗舱业务，大多由-○“老天成”包送，每船需几十到上百斤米醋。用天成醋洗过的舱底，装粮食不发霉，装布匹不变色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任子卿回到宜昌重建酱园，特意从重庆调了三名师傅。新落成的◆“老天成酱园”，将两地优势发挥到极致：用宜昌的泉水制酱，用重庆的工艺发酵，既保留宜昌酱菜的清爽，又带着重庆酱菜的醇厚。酱园门市部里□▽▲，一边摆着宜昌特色的▪▲◆“酱洋姜”●◇•，一边放着重庆风味的▼□“泡青菜△▷”，伙计们都能讲两段两地的掌故☆，成为宜昌城里的一道风景。
在宜昌和重庆的商界•□，任子卿是传奇人物。他左手掌舵航运☆，右手打理酱园，将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行业-▼，打造成相互支撑的事业，靠的不仅是精明，更是对两座城市的深情▪。
在宜昌◁▼，任子卿的=“人情生意”做得极为巧妙。他深知宜昌商人重“码头义气■○”，便主动加入宜昌商会，每次开会都带着老天成的酱菜当伴手礼。
1935年，宜昌发大水，码头被淹，任子卿让三北公司的仓库敞开大门，收留了300多名灾民，还让酱园每天熬一大锅萝卜干粥。灾民们都说■•★：•“任老板的粥里◆▽，有仁心◁。”他还资助宜昌的“益智小学”，给贫困学生发笔墨纸砚，学校的礼堂因此命名为“子卿堂”◆▲▼。
2023年，武汉原三北轮船公司办公楼列入“第七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○○”。
在重庆，任子卿的“格局生意”令人佩服=◆▪。抗战时期物资紧张，他把三北公司的轮船改造成“流动商店”，从宜昌运来布匹、食盐●，平价卖给重庆市民，自己常说▪“保本就行”▷▽。1941年重庆成立“航运同业公会”，他被推举为主席◇□★，带头制定《川江航运公约》，规定“危难时先运难民，次运物资=▽-，最后运货物”-●▽，这一公约救了不少人的命•◇。
任子卿将两座城市的资源运用到极致：宜昌的棉花、桐油通过三北轮船运到重庆，换成重庆的棉纱、药材再运回宜昌；重庆的辣椒、花椒送到宜昌酱园，宜昌的萝卜◆■•、生姜送到重庆工厂。
这种=“双向流动◁●”让两地业务相互带动——三北公司的货运量越大•，酱园的原料供应越充足；酱园的名气越响◁▽…，又能为轮船吸引更多货主□▷。有次宜昌的◆▷□“同兴和”酱园想挖天成的师傅，师傅们说：“任老板把我们当家人，三北的船到哪■▪，我们的酱就卖到哪，这情义，挖不走••。”
